[架空歷史] 水煮清王朝 作者：古龍崗 （已完成）

外篇 關於本書的一些問題

關於本書，有些讀者提出了一些問題，古龍崗撿了一些能回答的做了一點兒解釋，如果有不周全的地方，也請大家別太在意。

一，土爾扈特部可能要有所犧牲，不過，肯定不會讓俄羅斯勢力大增。跟路易十四有關的“西班牙王位戰爭”可是足足打了十幾年，俄羅斯既然摻和進來了，自然不會那麼便宜，何況，土爾扈特一向受俄羅斯欺壓，他們會那麼聽話麼？

二，本書開始的時候，幾個人只會說漢語的問題，在後文已經圓了一點兒。雖然有些不太圓滑，暫時也就只有那樣了。

三，日本當時確實已經開始閉關鎖國，不過，在查資料的時候，看到一篇文章，說那時的日本下層的自由度還稍有一些，走私的貿易值在一定時間內，比鎖國前的貿易值還要大很多，因為很多的日本大名、貴族、富商都需要很多來自東西方的奢侈品。而且，日本在鎖國期間也一直是與中國和荷蘭通商的。

四，豐臣秀吉“先攻朝鮮，後伐明國”（見本書外篇）的戰略意圖一直被日本人自己貫徹了四百多年，直到1931年，九─一八使之成為現實。……按照地圖，朝鮮上方，南為遼寧，北為吉林。

五，倭寇當時也確實不再那麼多了。不過，並不是說就沒有了。而且，本文也在後面做出了解釋，這群海盜的出現也是有其他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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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這些，算是對一些有疑問的朋友的解釋。……寫清朝確實挺難的，如果有些疑問沒能回答的話，古龍崗只能說一起抱歉了。不過，既然是架空，大家也就不要要求那麼嚴格了吧。……

最後，還是謝謝大家能看我的書。

外篇 豐臣秀吉的野心

16世紀下半葉，豐臣秀吉靠武士道統一了全日本。這沒有真本事，絕對不行，要幹掉多少以武立身的大家族，要平掉多少武士如雲的藩領世閥，要防備多少來自外面和內部的武藝絕倫的刺客的刺殺……這絕對不是中國武俠小說的漫天胡想，而是實實在在發生的事。豐臣秀吉的恩師和上級織田信長就是被其家臣派的刺客謀害於旅途中。在豐臣秀吉之後的德川家康，也是把自己的恩師──豐臣秀吉的後人幹掉後才得以稱霸全日本。

豐臣秀吉面目沉郁，不怒自威。他在古代中國也大名鼎鼎，中國民間關於他的筆記野本就有四五十本之多。他被中國民間描述成一種惡龍蛟脫化而來的梟雄，最後被中國道人許真君用神功擊殺。

天皇在他面前都唯唯諾諾，由他擺布。他是蒙元以後蔑視中國氛圍熏陶出的一代梟雄，在日本天下還沒定，他還排在武士大頭目織田信長之後時就放言，“圖朝鮮，窺視中華，此乃臣之素志。”後來他在大阪接見日本耶穌會副管區長柯艾留時更說：“如今已征服全日本，地位晉升，領國在握，財富充裕，已無他求。惟望自己的名聲和權勢遺留後世。待日本諸事穩定後，將讓日本於兄弟（羽柴秀長），自己為征服朝鮮和中華，決意渡海。”

這個情節透露出兩個很有意思的信息，一個是在十六世紀，日本已有全國性的基督教組織，可見他們對西方文化的接納和優秀文化的整合比我們迅捷有效多了，此時在我們國家的西方文化使者還被迫龜縮在宮裏，試探著只為皇家和貴族進行世俗服務；另一個是豐臣秀吉道出了日本擴張的思路。他可以說是日本圖霸朝鮮，繼而侵略中國的第一個真正的主張者和實踐者。以後的日本軍閥都秉承他的圖略，沿著他的思路。比如二十世紀的日本軍閥先圖朝鮮，後佔東北，再進江南，後侵印度的雄霸亞洲的戰略方針與他如出一轍。

這個豐臣秀吉是一個毫不掩飾野心的人，他在給小妾淺野氏的信中說：“在我生存之年，誓將唐（明）之領土納入我之版圖。”

幾千年來朝鮮確實是中國東邊的屏障，豐臣秀吉侵略中國必須先搞掂朝鮮，1590年他給朝鮮國王寫信，說要假道朝鮮：“吾欲假道貴國，超越山海，直入於明，使其四百州盡化我俗，以施王政於億萬斯年，此乃吾之宿志”。此要求當然被當時是大明帝國屬國的朝鮮拒絕了。

豐臣秀吉一不做，二不休，在第二年把統領全日本的官職（關白）讓給養子豐臣秀次，自稱“太閣”，專事侵華的軍務準備。兵備齊全後，他人心不足蛇吞象般地宣佈遷都北京的準備令：“奉天皇於大唐（明）之京都（遷都北京），可於明後年幸，將京城（北京）附近之十國（縣）可供聖上（天皇）御用”，“周圍百國（縣）吾兒（養子）領有”，他準備放棄日本本土，交由他人統治。自己專門在中華坐鎮享福。不久他放言，將“乘日本船渡海，居守寧波府”，因為寧波府“近天竺”（印度），以便“尊聖意，佔領天竺”。

一幅日本稱霸亞洲的美景圖畫豐臣秀吉五百年前就畫出來了。

外篇 鬱金香

鬱金香（Tulipagesneriana）百合科鬱金香屬多年生草本植物，具卵形鱗莖。葉基出，3──4枚。廣披針形，帶粉白色，基部抱莖。春初抽花葶，頂開一死，杯狀，大而美麗，有黃、白、紅或紫紅等色，有時具條紋與班點，花被片6，離生，長5～7厘米，內輪3片比外輪3片略寬而短；雄蕊6，通常深紫色；子房上位，柱頭雞冠狀，直接生於子房頂端。春夏間開花。

鬱金香原產於土耳其、中國和中亞細亞一帶。鬱金香的生物學名Tulipa，來自土耳其語TUber1d，含義是鬱金香花象包著頭巾的伊斯蘭教少女一樣美麗。傳說古代有三位勇士同時愛上一個美少女，一個送她一頂皇冠；一個送把寶劍；一個送塊金塊。但她對誰都不鍾情，只好向花神禱告。花神深感愛情不能勉強，遂把皇冠變成鮮花，寶劍變成綠葉，金塊變成球根，這樣合起來便成一棵鬱金香了。荷蘭鬱金香的歷史是從一位名叫克盧修斯的園藝學家開始的。16世紀，在維也納皇家花園當園丁的克盧修斯，千方百計從出使土耳其的奧地利大使於中得到了原產亞洲的、美麗的鬱金香，並帶著鬱金香來到了荷蘭，使這種花很快地遍及荷蘭各地，一度掀起了鬱金香熱。起初，鬱金香的價值成倍地增長，許多人瘋狂地種植鬱金香，甚至有人用一座帶花園的別墅換取一個珍貴的品種。

在荷蘭，鬱金香是美好、莊嚴、華貴和成功的象徵。紅鬱金香代表愛的宣言、喜悅、熱愛；黑鬱金香代表神祕，高貴；紫鬱金香：高貴的愛、無盡的愛。白鬱金香：純情、純潔。在歐洲，對自己鍾情的女孩表示深深的愛，會送上一束紅色的鬱金香。鬱金香的主要功能還是供人觀賞，它既可做鮮切花，又可做盆花、景觀設計。可根據不同顏色組成不同的圖案，廣泛用於公園、街心廣場、城市道路等景觀設計之中。荷蘭、匈牙利、比利時、伊朗、新西蘭也把鬱金香定為本國國花。

我國現有野生鬱金香品種15個，新疆就有12個。在我國新彊烏魯木齊出產的鬱金香俗稱為老哇蒜。因其過去遍長於烏鴉成群的六道灣山梁上，而其球根形狀像烏雅頭，蒜尾細長像烏鴉嘴，民間又稱烏鴉為老哇。舊時，每年春夏之交，烏魯木齊人就會挖它的莖部當野菜吃，可生吃，也可炒熟吃，據說味道很獨特。

外篇 清前期諸帝與天主教關係

王朝更迭之際，散處在各地的宣教士，由於環境不同，對當時的政局變動各自作出了不同的反應。如意大利人艾儒略、陽瑪諾，在福建延平艱苦地著書、傳教；在南京的畢方濟則充當了明福王的使臣，前往澳門向葡萄牙人搬救兵，後畢方濟一直活躍在南明各政權當中；在成都的利思類、安文思，則當上了大西國皇帝張獻忠的“天學國師”。

當時湯若望和龍華民都留在北京宣武門的教堂內，本來清軍下令內城居民一律限三日搬出，以便讓八旗兵民居住。湯若望上奏清廷，請求准許留住城內。出乎意料的是奏折遞上去第二天就得到攝政王多爾袞的批復，准許他們安居天主堂，不許各旗兵弁滋擾。不久，湯若望被召入朝，多爾袞詢問重修曆法之事，任命他為欽天監監正。順治二年（1645）啟用新歷，頒行天下。因治歷有功，次年湯若望被加太常寺少卿銜，並獲賜宣武門內天主堂側空地一塊，由孝莊文皇太后率親王官紳出資，重建教堂。

順治親政後，與湯若望關係甚密，賜號“通玄教師”，為教堂書匾“通玄佳境”，並親撰《御制天主堂碑記》，褒獎湯若望治歷之功，讚揚其信仰。為了表示尊敬，順治帝稱湯若望為“瑪法”，是滿語中對長輩的尊稱。又準他每日隨意出入朝中，凡有啟奏，可以徑直進入內廷，不循常例。不過湯若望每次苦勸順治信教，都沒有結果。

順治年間（1644─1661）天主教在華宣教取得巨大果效，據1664年統計，當時耶穌會已在中國直隸（今河北）、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川、湖廣（今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江南（今江蘇）11省傳教建堂，共有教徒114200人。

一、曆法之爭

1662年，順治去世，年僅8歲的玄燁即位，年號康熙。國家政務由索尼、遏必隆、蘇克薩哈、鰲拜4個輔政大臣掌管。其中鰲拜專權，扶植親信，打擊異己，飛揚跋扈，不可一世。早在順治末年，官生楊光先就曾上書，指責湯若望等造歷謬誤，未得理睬。現在他看準鰲拜被喜歡宣教士，再次發難，更加激烈地對湯若望等西方宣教士進行全面攻擊，指責《時憲曆》敢用“依西洋新法”五字，是暗竊正朔以尊西洋，“明示天下以大清奉西洋正朔”。另外，湯若望將大清曆書只編至二百年，意思是要大清王朝短命而亡。楊光先攻擊宣教士圖謀顛覆清朝，以修歷為名，陰行邪教，窺探朝廷機密，屯兵澳門，接渡海上往來。因此要求將湯若望等正法。這番蠱惑人心、聳人聽聞的煽動，果然引起了清廷的疑慮，社會上儒家、佛家等仇視天主教的也群起附和。於是，1664年輔政大臣下令逮捕湯若望，當時湯若望已73歲高齡，又患中風，四肢癱瘓，口齒不清，受審時只好由其助手南懷仁代為申辯。一時冤獄大興，南懷仁、利類思、安文思及各省宣教士紛紛被捕。當年秋、冬，吏部、禮部進行調查審訊，清廷也派人到廣東查核，並未查實。但結果仍是楊光先勝訴，將湯若望判處凌遲，其他人分別斬首流徒。恰逢北京發生強烈地震，京師人心恐慌，以為獄訟不公，天象示警。康熙帝的祖母孝莊文太皇太后出面干預，輔政大臣將湯若望案件奏請太皇太后定奪，太皇太后閱奏後大為不悅，將奏折扔在地上。斥責輔政大臣，下令釋放。宣教士們倖免於難，但支持新歷的5名中國官員（均為天主教徒）仍被處決，一些信教官員被革職。

惡意排斥西法的楊光先雖然取得了勝利，但他接任欽天監正，實在是用人不當，因為他的曆算知識甚為有限，監內工作一片混亂，屢次錯測節氣時日，錯報日月食的時間。所用《大統曆》、《回回歷》都是過時曆法，須作根本改訂。楊光先自知力難勝任，再三要求辭職，但未獲准許。

1668年，14歲的康熙帝與鰲拜的矛盾日益尖銳，在曆法這一敏感問題上首先表現出來。當時欽天監的錯誤已鬧得滿城風雨，而鰲拜仍極力迴護。康熙召集楊光先、南懷仁一起討論天文曆法。命大學士和他們一起到觀象臺，預推正午日影所止之處，經過3天實地測驗，南懷仁推測無誤，楊光先等都有誤差。康熙命南懷仁審查楊光先所訂曆書，結果錯誤百出。為了進一步驗證，康熙又安排了立春、雨水兩個節氣以及月亮、火星、木星運行的五項測驗，令大臣們共同觀察，結果南懷仁所言逐款皆符，而楊光先逐款不合。西洋曆法以實際測算的準確性取得勝利，楊光先被革職，他還喋喋不休地抗辯，被康熙斥罵了一頓，逐回原籍，中途病死。1669年康熙親政，為湯若望平反，親撰祭文並參加葬禮。

曆法之爭最後告終，南懷仁接任欽天監正，此後，許多宣教士在他的推薦下來到北京，在清廷供職。他們有的從事天文曆法，改造北京觀象臺，製作天文儀器；有的出入宮廷，充當皇家教師，給康熙講授數學、天文、物理知識；有的從事音樂、繪畫、雕刻；有的在造辦處，指導工人製作自鳴鐘和其它機械；還有的協助清政府製作全國地圖，在各省實地測繪，準確地完成了著名的《皇輿全覽圖》。

隨著湯若望冤獄的興起，全國範圍內展開針對宣教士的大搜捕，信徒的宗教活動亦被禁止。湯若望被平反後，被捕的二十餘位宣教士仍被關押在廣東，各省仍禁止天主教活動。於是，在京神父們採取了一項大膽的行動，決意辭去歷官職務。康熙知道他們的用意，便派國舅佟國綱慰留，並且告訴他們姑且忍耐等待，因為朝中尚有許多反教的人，驟弛禁教令恐有不妥。神父們因而知道皇帝並無仇教之意，便達致諒解。

直到1670年，康熙才頒布開釋宣教士的上諭，一方面准許廣州25位教士各歸本堂，一方面不準添立教堂，也不準中國人入教。雖有諸多限制，但宣教工作終歸又可以合法展開。康熙帝對南懷仁十分信任、友好和尊敬，且對其他宣教士也十分友好和寬容，歷次南巡，所到之處，經常召見宣教士，詢問他們的生活與工作。1693年，康熙患瘧疾，太醫久治不愈，宣教士張誠送上南洋帶來的奎寧，一服而愈。為表謝意，康熙賜地建堂，名“救世主堂”，即今北堂前身。宣教工作在康熙朝前40年，取得較大進展。

二、禮儀之爭

正當在華宣教事業進展順利之時，教會內部卻因禮儀問題發生爭執，史稱“禮儀之爭”。

《新天主教百科全書》給“中國禮儀之爭”的定義有三方面的內容：一是士人祀孔；二是家人祭祖；三是中西文中間有關基督教上帝的語義和語源學的爭議，稱“譯名之爭”。“譯名之爭”最早發生在耶穌會士之間。簡單地說，就是在中文中如何正確地選用適當詞匯來翻譯神的名。是用“天”、“上帝”，還是用“天主”。在華的幾十個傳教士之間有不同的看法，展開了神學討論。時至17世紀30年代，“中國禮儀之爭”擴大到天主教內部。關鍵問題仍然是：按天主教教義來看，在中國士大夫和民間流行的“祭孔祀天”禮儀是否屬於異端？教會能否對已經皈依天主教，並參加教堂生活的中國教徒的祭祖習慣加以容忍？

這場爭論在中國和歐洲逐漸涉及不同態度的四方人員：1、為中國禮儀抗辯的耶穌會士，以及由他們帶領的中國信徒；2、強烈反對耶穌會的其他修會，包括多明我會、方濟各會、奧古斯丁會、巴黎外方傳教會；3、對在華各派傳教士的糾紛難下判斷，而又必須做出裁決的羅馬教廷；4、因外國教士和教皇干涉中國事務而終致惱怒的康熙皇帝。

這場爭論的後果是極不痛快的，爭論中任何一方都未在隨後發生的事件中獲得什麼。相反，各個修會都被中國皇帝逐出境外，羅馬教廷幾乎喪失了經歷150年艱辛開闢得來的中國教會。而所有對西方文明有興趣的中國人，從皇帝到士大夫及基督徒，也失去了接觸西方文明的機會。

“中國禮儀之爭”正式爆發首先是在福建。由於主持當地教會的耶穌會士艾儒略全面繼承了利瑪竇的傳教路線，被當地教內外紳民譽為“西來孔子”。他對中國文化採取了十分開明的做法，包括允許教徒們進祠堂、入孔廟。各地的中國信徒仍然保持著利瑪竇時期的舊習慣。這種寬容做法引起方濟各會的反對。1633年，方濟各會士李安堂到達福建宣教，他對耶穌會神父們居然容忍教民奉行異端大感震驚，便聯合多明我會反對耶穌會的做法。

多明我會在歐洲是神學權威，長期以來，他們主持教廷的宗教裁判所，對裁判異端特別有發言權。但是多明我會對中國文化問題缺乏內在的觀察，也沒有儒家士大夫作朋友，且宣教重點在南洋群島，臺灣、福建是他們的延伸部分，在中國內地也沒有宣教士。上述這些對他們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是對中國的文字傳統缺乏了解；另一方面是對福建地區格外嚴重的迷信活動感觸尤深。

宗教裁判所裏的多明我會神學家們很少來過中國，他們對中國禮儀問題的看法基本上是在歐洲形成的。當時歐洲人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基本上源於《利瑪竇中國札記》和另一本西班牙人拉達寫的《菲律賓群島的征服─記大明的中國事情》來了解。前者代表耶穌會的觀點，贊同儒家禮儀。拉達是奧古斯丁會修士，到過福建，對中國禮儀大驚小怪，他的描寫對當時固執己見的歐洲人是觸目驚心的。多明我會開始發動禮儀之爭時，焦點正是集中在拉達最初提到的偶像問題上。他們堅持問：中國人在祭奠先人時，為什麼要把三杯酒中的第一杯酒灑在地上？為什麼會相信人死後，靈魂會在天上、地下和牌位之間來來去去？為什麼中國人見到什麼神的牌位就跪拜下去？按基督教神學觀念，這些確實不合教義。耶穌會很難回答。

爭論開始只局限在遠東進行，在福州、廣州、馬尼拉，在耶穌會表示不合作之後，馬尼拉主教決定把矛盾上交到羅馬。1645年，教廷的宗教裁判所的神學家根據在閩宣教的多明我會莫若翰的一面之辭，作出了有利於西班牙會士的決定。這份被認為是羅馬教廷關於“中國禮儀之爭”的首號文件，對耶穌會極為不利，且沒有妥協餘地。但根據現存的中西文獻看，它在中國內地沒有馬上產生很大影響。顯然當時中國正處於戰爭狀態。

1654年，耶穌會士衛匡國為“中國禮儀之爭”專程赴羅馬申辯，他解釋說，中國人的祭祀只是一種社會性的禮節，而不是宗教迷信。據此，教皇亞力山大七世於1656年作出決定：如果中國禮儀的問題如衛匡國所說，中國信徒可以行祭祀之禮。這是“中國禮儀之爭”的二號文件，它完全傾向於耶穌會。

1659年，羅馬傳信部給三位在中國的巴黎外方傳教會士發了一個不尋常的指示：“不要試圖去說服中國人改變他們的禮儀、他們的風俗、他們的思維方式，因為這些並不公開地反對宗教和良善的道德。還有比把法國、西班牙、意大利，或者任何其他歐洲國家，出口到中國去更傻的事情嗎？不是要出口這些歐洲國家，而是要出口這信仰。這信仰並不和任何種族的禮儀習俗相矛盾衝突。”

這種明白無誤的語言代表了十分開明的態度，這本可以使中國禮儀之爭早早結束，也可以使以後更多的中西文化衝突得到避免。可惜事實並不如此。同年，當已成為濟南主教的李安堂路過杭州時，衛匡國將上述意見和羅馬教諭轉達給他，這大大激怒了他。他從耶穌會士汪儒望處獲知了幾十年前耶穌會內部對中國禮儀問題的爭論內幕，還看到了龍華民留下的反對中國禮儀的文件。這使得李神父信心大增，派出一位方濟各會修士去歐洲告狀。

其間（1664─1670），在北京鬧出歷獄，大部分宣教士被驅逐到廣州，這23位神父（3位多明我會士，1位方濟各會士，余皆耶穌會士）在廣州耶穌會院裏召開傳教史上著名的“廣州會議”，他們在40天的會議中（1667年12月18日─1668年1月26日），對近百年的中國傳教活動進行全面總結，中國禮儀問題成為激烈爭論的焦點。最後以表決形式通過議案，大家在中國禮儀問題上繼續持妥協態度。1656年教皇亞力山大七世所作決定得到執行。

然而，簽了字的多明我會修士回到歐洲後，出版了《中國的傳統歷史、政治與宗教》，繼續判定中國禮儀為異端，在西方引起極大反響，得到虔誠信徒的支持，使羅馬又一次面對兩難境地。

在此關鍵時刻，中國又來了一批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和教廷直屬傳信會的教士，其中就有使得中國禮儀之爭激化得不可收拾的法國巴黎大學神學博士閻當主教。1693年，在福建的閻當主教發出命令，要求在他的教區內嚴禁中國禮儀，且要摘去各地教堂中仿製的康熙帝賜給湯若望的“敬天”大匾。此外，閻當還發動了歐洲的神學家來支持他。1700年，經過30次討論，巴黎大學神學院定中國禮儀為異端。當時巴黎大學正在和耶穌會展開論戰，教皇雖然沒有馬上支持巴黎大學神學院的判斷，但也不得不引起重視。因各方壓力太大，1704年，教皇克萊芒十一世主持全面討論了閻當提出來的非議，結果斷然決定禁止中國禮儀。教皇特使鐸羅主教於次年抵達澳門，至此中國禮儀之爭越出了神學討論的範圍，甚至也不全是文化衝突，而是轉化成以羅馬教皇和中國皇帝為代表的教會權力和政治利益的衝突。

三、禁教政策

康熙開始並不想排教，只是想用自己的權威保全中國禮儀和天子的體面。他醞釀的重大計劃是將有100多年歷史的中國天主教會收為國有。辦法是讓所有在華的宣教士效忠自己，脫離與羅馬梵蒂岡的聯繫。他準備自己做在華天主教的庇護者。凡願繼續在華的教士必須表明遵守中國禮儀，領得印票才準傳教。票上寫：“西洋某國人，年若干，在某會，來中國若干年，永不回復西洋，已經來京朝覲陛見。為此給票。”由內務府發放，表示康熙視其為家臣。永不回西洋，類似現代意義的入中國國籍。

康熙對不願具結的傳教士採取了非常嚴厲的措施，下令將他們驅逐到澳門。在清朝皇帝中，康熙是最開放、最有西學興趣的。就個人而言，他真誠地喜歡天主教傳教士帶來的學術和思想，甚至經常把天主教教理掛在嘴上，寫在詩文裏，因此他設法不使衝突激化。但是皇帝個人的學問、思想和信仰上的嗜好，也必須服從王朝的總體利益和形象。祭天、祀孔、法祖，事關中國的國本、教化人民的傳統，他不能做出讓步。

克萊芒十一世在1715年3月再次發佈了嚴厲的禁令，這道禁令被稱為《自那一天》，因為禁令的第一句話是“自那一天”。禁令要求世界各地所有的中國禮儀之爭，都應該按本規定徹底結束。在內容上，此禁令除了重覆1704年以來的嚴厲態度，還增加了一項宣誓內容，要求所有在中國的宣教士和將要訪問中國的人，都簽署一份誓言。誓言的正本或被認可的副本，必須交到宗教裁判所，否則不能在中國擔任聽告解、布道或主持彌撒的工作。

康熙讀到《自那一天》後，批道：“覽此告示，只可說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國之大里。況西洋人等，無一通漢書者。說言議論，令人可笑者多。今見來臣告示，竟是和尚道士、異端小教相同。似此亂言者，莫過如此。此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傳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康熙之後，雍正、乾隆兩朝都對天主教採取了嚴厲的查禁政策，且一直持續到鴉片戰爭前。天主教的宣教工作從此暫時轉入地下，但從未中斷過。

外篇 偶爾從網上弄到的近代強國國力排名

@@@近代強國國力排名！！！！

15世紀中國（明帝國）100

奧斯曼土爾其帝國45

葡萄牙10

西班牙10

16世紀中國（明帝國）100

奧斯曼土爾其帝國85

葡萄牙30

西班牙30

荷蘭25

英國20

17世紀中國（清帝國）100

奧斯曼土爾其帝國65

臥摸爾帝國（印度）60

荷蘭45

英國40

18世紀中國（清帝國）100

奧斯曼土爾其帝國20

英帝國20

俄羅斯帝國15

法國3

1800─1820中國（清帝國）100

英帝國70

俄羅斯40

法國40

普魯市（德國）25

奧匈帝國20

奧斯曼土爾其帝國10

美國10

1820─1870英帝國100

法國50

俄羅斯30

中國（清帝國）10

普魯市（德國）10

美國10

奧匈帝國3

1870─1915英國100

美國75

德國70

法國60

俄國60

曰本40

奧匈30

意大利25

中國5

1915─1935美國100

蘇聯90

德國90

英國70

法國45

意大利35

1935─1945美國100

蘇聯70

德國55

英國30

法國20

意大利10

中國3

1945─1955美國100

蘇聯30

1955─1965美國100

蘇聯70

1965─1980蘇聯100

美國100

1980─1990美國100

蘇聯20

1990─現在美國100

歐盟70

俄羅斯40

中國30

曰本25

印度5

中國由盛到衰的全過程！！！

外篇 一篇轉載──《它造就了康熙盛世》

近些年，“康乾盛世”是一個熱門話題，不僅電視媒體在熱播，甚至某些歷史學者也在鼓吹，好似有某些統治者的英明就能給中國帶來了繁榮昌盛。然而事實真如此嗎？細讀歷史便可發現，這個時期基本沒有什麼科技發明，文化也談不上什麼繁榮，思想更是停滯不前，工商業受的政府極力遏制，明朝中國商業和手工業繁榮景象在此時已經大為衰退。而與前代相比，唯一的發展就是人口顯著增加了，而且是以往歷史人口最高峰的四倍，從而形成了一個看似繁榮的社會時期。

為什麼會形成這種人口盛世，那些清史學家認為是英明的滿清統治者帶來的。他們首條理由是，清朝的疆域擴大了。清朝擴大的疆域給中國帶了多少人口呢？清朝極盛時期的領土面積是1300萬平方公里，而明朝是920萬平方公里；比較一下清朝與明朝的疆域，清朝多了蒙古和新疆北部，但是這些地方至今還是人煙稀少，很難說會為中國增加什麼人口。而且清朝比明朝少了一大塊東北和西南的疆土。因此，就疆域方面考慮，清朝的人口應該與明朝相差不大。

清史學者舉的第二個理由便是清朝統治者多麼勤政，多麼重視水利和農業。比較下之前的中國人口，在被成為盛世“漢景之治”，“貞觀之治”在不過6000萬，而最多是宋朝和明朝中期也不過1億。而且縱觀之前歷史，一旦中國人口一旦達到8千多萬，人地矛盾就十分尖銳，容易發生農民起義。究其原因，中國土地能養育的人口是一定的，農業生產並非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是受生產力水平限制的。比較明朝與清朝的農業生產，生產方式沒有什麼改變；而農業生產唯一的改變是：番薯等從美洲引進的高產作物在中國推廣開了。而正是番薯的推廣造就了這個康乾盛世。

番薯是一種高產的作物，薯塊中含有大量的澱粉和多種維生素，適應性強，抗旱，耐鹼，抗逆性強，喜溫暖、多光而不耐霜凍，是一種易於保收的作物。

番薯原產於中美洲，後傳至呂宋（今菲律賓）。國際上，流行地認為番薯傳入中國的時間是明朝萬曆年間（1594年），傳入人是飄洋過海的中國商人陳振龍。

陳振龍祖藉福建長樂縣，他早年在呂宋經商時，發現當地有一種薯類，清甜可口，可資食用，便密購其種。帶回了福州，即在城邊試種，獲得意想不到的成功。此時，恰遇閩中大旱，五穀歉收。陳振龍讓其子陳經綸向當時的福建巡撫金學曾進獻番薯，並倡導廣植番薯，從而使閩中民眾度過了飢荒。為此後世在福州建有先薯亭，以讚頌番薯引進者陳振龍和推廣者金學曾的功德。

明末，番薯已在華南地區廣為種植，並逐漸向北推廣。但是由於明末清初的戰亂影響，番薯的栽培技術傳播比較慢，直到康熙時期，番薯栽培技術才傳遍全國。

番薯對中國影響可以從以下兩方面來認識。

耕地面積擴大

有數據顯示，清朝的耕地面積是前代的四倍。有人把這歸功於清政府的勸墾政策。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是我們幾乎可以得出結論：清代之前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懶惰的人，有那麼多的土地卻不開發。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要認清“可耕種面積”的概念。可耕種面積不僅僅與土地本身質地有關，更決定於耕種的作物。而這是番薯適應性強，可以在水稻、小麥不能種植的山地耕種，從而把原來大片不可耕種的土地變成可耕種的土地。從而使中國的可耕地面積擴大了四倍多。

同時番薯的種植，反過來改良了土地的土壤，使原來貧瘠的土地變成了小麥與水稻可耕種的土地。這樣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水稻和小麥的耕地面積。

作為一個農業社會，土地是農民賴以生活的根本。因此只要有可耕種的土地，肯定有人會去搶的。中國人闖關東就是很好的例子。清朝為了滿族八旗的利益，於康熙七年下令“遼東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對東北實行禁封政策。沿山海關一帶遍植柳樹墻，中間用繩索相連，滿洲兵駐紮在那裏嚴密地看守著關口，不允許漢人出關。即使這種政策並沒能阻止漢人闖的關東，“擔擔提籃，扶老攜幼，或東出榆關，或東渡渤海，蜂湧蟻聚”。為什麼，漢人會不顧政府追捕，背井離鄉來到關東這些荒蕪之地？因為那裏有土地。因此只要有可耕種的土地，勤勞的中國人都會去“搶”的，這不需要那些英明的領導人的鼓勵。因此，且不論清政府的禁封東北政策，清政府勸墾政策對中國耕地的意義也是很有限的。

糧食畝產的提高

番薯的引入不僅可開發新的耕地。還可以與小麥，玉米等其它作物進行混種和間隔種植，豐富了中國耕作制度的內容，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增加了糧食的畝產。

中國古代提高土地利用率的方式主要有復種制、輪作復種制、間作套種及混作制等幾種形式。復種制指在同一塊田地上一年收種兩熟三熟，我國自春秋戰國已經創始；輪作是指有計劃地輪換種植不同作物的農作制度，以區別於種植同一作物的連種制，魏晉以前我國已較普遍地建立了豆谷輪作制；間作套種指在某一作物生長期內，同期間隔播種兩種作物或於預留空行內補種作物的栽培方式，我國早在漢代已經創始；混作則是指在同一地塊上同時播種多種作物的一種種植制度。中國農民很早就認識到了這些耕作制度有著多方面的優點：可以充分利

用光熱和水土資源，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產出率；一定的組合可增加土壤的肥力，保障農業生產的可持續性；一定的組合有助於消滅雜草、減少病蟲害，保障農業的穩產和高產。

番薯，玉米的引入豐富了我國多熟種植和間作套種的內容，而且可以不佔水稻，玉米生產的農事，實現在一塊土地的兩熟和三熟。

從番薯種植的這兩個特點來看，清代耕地面積和人口都增加四倍也就不足為奇了。而且即使清朝中後期如何戰亂與飢荒，中國人口也能維持在3到4億。那些提出康乾盛世的人，是否也認為清末也是盛世呢。可惜中國歷史從來都是統治者的歷史，從來不會關注農民如何，更不會關注番薯的引入有什麼作用了。

但是也應該看到，番薯給中國帶了人口盛世，但並未把中國帶入強國。雖然中國的人口多了四億，但是清朝的閉關鎖國和對科技文化的摧殘，使中國的社會發展停滯不前。清朝的落後挨打正是這個盛世時期形成的。在明末，中國科技、經濟與西方不相上下，軍事上也可與西方抗衡。而經過這個康乾盛世後，中國就遠遠的落後於西方。在西方殖民者眼裏康乾盛世時中國不過是一個盛產茶葉的黑非洲而已。

外篇 饅頭狀元───李蟠

清代康熙丁丑（1697）年殿試，李蟠中了狀元。

李蟠是彭城（今江蘇省徐州市）人，生卒年不詳。他的字寫得不好而且文思遲澀。殿試時，各個考生先後在傍晚前交卷離場，獨有他仍伏在案上苦幹。監考官不斷催促，他哭著哀求說：“我一輩子的事業就在這一天了，請不要催促我，讓我成就功名吧！”監考官員只好同意。就這樣，他一直苦幹到四更才交卷。

誰知這卻給他帶來好運。康熙皇帝知道了這件事，認為他有艱苦奮鬥的精神，就點他為狀元。而文名極高的姜宸英卻屈居探花（第三名），心裏不服，於是寫了一首打油詩：

望重彭城郡，名高進士科。

儀容如絳勃，刀筆似蕭何。

木下還生子，蟲邊更著番。

一般難學處，三十六餑餑。

（李蟠帶了三十六個饅頭進的考場，吃完之後，也做完了題，故有人稱其為“餑餑狀元”，也即饅頭狀元。）

李蟠是徐州歷史上唯一一個狀元。

徐州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民風剽悍，皇帝出了不少，劉邦呀，劉裕呀，李呀，連那個明太祖朱元璋，實際上也是徐州人。這很讓徐州人自豪。但如講到文化，那就差蘇南一節子了。

自有科舉以來，直至清康熙36年，徐州才出了李蟠這麼一個狀元。

李蟠字根庵，生於順治12年，卒於雍正六年。他康熙29年中舉，36年中狀元，任翰林院修撰。可惜好景不長，在他於康熙38年任順天（北京）鄉試主考官時，因舞蔽案被流放瀋陽，三年後才被平反放回家鄉，從此終老林泉，未再出仕。

關於康熙38年順天科場舞蔽案，歷史上仍有爭議，徐州人更不平。畢竟清朝267年間，江南共得30多個狀元，僅蘇州一府就得18個，而堂堂九州之一的徐州卻只有李蟠一個！於情於理，都可以以理解。

順天鄉試後，有多個大官子弟得中，生員嘩然，那個寫《桃花扇》的孔尚任又弄了個《通天榜傳奇》，直接諷刺這場考試不公，天下洶洶。康熙皇帝不得已重試已中的舉子，雖未發現舞蔽行為，仍將主考李蟠流放瀋陽，副主考姜宸英不堪受辱，自盡於獄中；康熙也恨孔尚任推波助瀾，將他斥逐還鄉，罷了郎中之官。實際上康熙知道李蟠冤枉，但由於清初政局尚未穩，害怕漢人借機鬧事，就採取各打五十大板的政策，息事寧人了事。所以，三年後，將李蟠無罪放還回家。

這次科考案，《清史稿》雖有記載，但筆下似留疑點。事件八十多年後，江蘇巡撫蔣攸在《李蟠傳》中寫道：“三十八年主順天鄉試，鄂爾泰、史貽直諸名臣咸出其門，而不得志者乃為蜚語中蟠。事聞，復試殿庭，無一黜落者，得解；而郎中孔尚任以作《通天榜傳奇》宣播都下斥逐，蟠亦遂謫戍三年。昭雪得賜還，歸居林下，時以著述自娛。”

外篇 康雍二帝對清官的不同態度

《東華錄》謂：“康熙年間有清官，雍正年間無清官。”此說並非無據，而是大致反映了兩位君主不同的吏治思想及由此而來的官場風習。康熙大力表彰清官，清代負有名望的清官廉吏多出於此時；雍正改興廉為養廉，片面倚重懲防措施，雖收一時之效，卻埋下官場風氣漸衰的隱患。

吏治腐敗問題是歷代封建王朝的痼疾，不僅令黎民百姓扼腕，也是最高統治者最為頭痛的問題。他們千方百計地加以防範，但結果卻是防不勝防。如明太祖朱元璋立重典、動嚴刑，亦未能根治腐敗。到清代，康熙政尚寬仁，採取了頗為不同的做法。他認為加強糾察、懲處貪官只是消極的防堵措施，而明智的做法是培養清官。康熙重視對臣下道德品行的考察，平時注意通過祕折等渠道了解各級官員的名聲好壞，還利用出巡等機會傾聽民間輿論。

康熙深知清官剛正不阿，易為奸佞殘害，因而常加以保護。康熙還特意大張旗鼓地宣傳清官的事跡，意在讓天下官員仿效。如于成龍病逝時，康熙加賜太子太保，謚清端，降旨地方修建祠堂，並御書“高行清粹”四字和楹聯賜其後人。當時有官員上奏禁止百姓為清官樹立德政碑，康熙不以為然。他說：“凡地方大小官吏，若居官果優，縱欲禁止百姓立碑亦不能止，如劣跡昭著，雖強令立碑，後必毀壞。”他認為百姓的感恩戴德是對清官的鼓舞和回報，“爾等做官以清廉為第一。做清官甚樂，不但一時百姓感仰，即離任之後，百姓追思建祠屍祝，豈非盛事？”康熙尚德、興廉的吏治思想和實踐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清官成為其治國的一面旗幟，其時有卓異操守品望者不少：張伯行任官“誓不取民一錢”，並嚴禁屬員饋送；名臣于成龍長年捨不得吃肉，只吃青菜，故得了一個綽號“於青菜”；陳官至巡撫，平時卻不捨得吃肉，“其清苦為人情所萬不能堪”，康熙當著眾大臣稱他為“苦行老僧”；當時以清廉著稱的還有張鵬翮、施世綸、蔡世遠、陳鵬年、郭等。當然，康熙朝清官眾多，而貪贓枉法的官員也時有出現，尤其是後期，對於各級官吏疏於察考，懲貪不力，官場風氣頗為後人詬病。

雍正即位之後，一改乃父寬仁作風，以“嚴明”察吏，推行剛猛政治。他大力整頓吏治，清查錢糧虧空，對查實的貪污官員嚴加懲處，追回贓款，抄沒家產；又改興廉為養廉，實行“耗羡歸公”，官員按級別從中提取“養廉銀”，給予官員合理的酬勞，使貪污行為失去藉口。雍正的高明在於不僅懲治了大批貪官污吏，而且在加大懲罰力度的同時訴諸制度保證，對整肅吏治頗為有效。不過，雍正也犯了一個錯誤。在對待清官問題上，他處處與乃父背道而馳。在他看來，“潔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其害事較操守平常之人為更甚”。康熙希望通過扶植、保護、褒揚清官而倡導一種廉正的官場風氣，注重通過輿論來鑒別官員的操守政績。雍正則認為，“輿論全不可信”，甚至輿論皆稱好者，想必是沽名邀譽、欺世奸詐者流；為眾人所攻訐而孤立無援者，則應備加呵護。

雍正深信“貪官之弊易除，清官之弊難除”。為了徹底消除官員好名的風習，他一改康熙時期的做法，禁止百姓挽留卸任官員和為他們建祠樹碑。雍正過於倚重能員，鄙薄清官，這種矯枉過正的措施也產生了消極後果。乾隆大大強化了雍正重能輕賢、重才輕守的傾向。他不僅賤視清官，而且對一切有沽名釣譽之嫌的官員深惡痛絕，絕不能容忍臣子以氣節操守獲取清名。乾隆中期以後士大夫道德自律日益鬆弛，清官不稱於世。後來養廉制度雖一直沿用，但各級官員不再以清廉品節相尚，雖一時畏於嚴法不敢出格，但忽略人品的砥礪與懲勸，已經埋下官場風氣漸衰的隱患。

很多人認為清代多貪官緣自俸祿過低，其實這只看到了問題的一面。雍正養廉並沒有能夠解決這一問題，而沒有養廉的康熙朝恰恰清官不少，說明官員的道德人品和社會風氣也很重要，只有將道德風氣的砥礪、導揚與合理的制度保證相結合，方能收到實效。（據《光明日報》戶華為/文）

外篇 康熙時出使中國的法國傳教士──白晉

白晉（1656～1730）

bouvet，joachim

耶穌會傳教士。又作白進，字明遠。法國人。生於芒市，1678年入耶穌會，為法王路易十四選派第一批來華耶穌會士之一。第一批來華的傳教士以洪若翰神甫為首，於1685年3月3日從法國布雷斯特東渡，經暹羅（今泰國），於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夏抵浙江寧波。次年初由南懷仁推薦來京，與傳教士張誠同在宮廷供職，教習天文曆法、數學、醫學、化學等西洋科學知識，同時學習滿文。三十二年，康熙帝感於國內科技人才不足，派他攜帶贈送法王的珍貴書籍49冊，回國延聘傳教士來華講授科學。三十八年，白晉率領數學教師和傳教士巴多明（1665～1741）等10人返北京，並攜來法王回贈的一批名貴雕刻。四十七年，奉命與費隱（1673～1743）、雷孝思（1663～1738）、杜德美（1668～1720）等教士赴各省測量繪製《皇輿全圖》，歷時9年而成。又曾奉康熙帝命研究《易經》，著有《易經總旨》。後卒於北京。他的著作還有《中國現狀》、《古今敬天鑒》。以《康熙帝傳》最著名，中譯本名《康熙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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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晉眼中的康熙大帝──獻給路易十四世自己著的《康熙帝傳》

法國天主教神父白晉一六五六年出生在法國曼城，受法國國王路易十四世派遣來到中國。他曾擔任康熙皇帝的侍講，講授天文曆法及醫學、化學、藥學等西洋科學。

一六九三年（康熙帝三十二年）七月四日，康熙患了瘧疾，服用了白晉、張誠兩位神父獻上的奎寧後得以痊愈。為了表彰他們的功勞，康熙在皇城西安門內賜地建房，作為傳教士的住宅。同日，康熙任命白晉為出使法國的欽差，白晉欣然接受，並很快啟程回到法國。回國後，白晉獻給路易十四世自己著的《康熙帝傳》。

白晉在給《康熙帝傳》作的跋中說，「現代人對於從遠方回國的人帶來的旅行見聞往往持懷疑態度。這種時代精神實不可思議。我如實地記述了康熙皇帝的言行，所以我覺得這部《康熙帝傳》理所當然應該獲得讀者的全面信賴。但由於上述懷疑態度在作祟，也許不能實現這一願望。可是由於《康熙帝傳》只記載了我們親眼看到的事實，並介紹了極準確的知識，所以我相信讀者一定會以和閱讀一般遊記不同的態度閱讀本書。另外，如果我把會招致世界上第一個英明君主路易十四大王陛下正當的憤怒，或者會失掉東洋第一君主康熙皇帝恩寵的錯誤記述，呈獻給路易大王陛下，這無疑是一種輕率的舉動。」

白晉在《康熙帝傳》中對康熙大帝的情況向路易十四世進行了介紹：

「兩三年前，陛下派往這位皇帝身邊的耶穌會士，有幸接觸一位以前在法國以外連做夢也未曾見過的偉大人物。他和陛下一樣，有高尚的人格，非凡的智慧，更具備與帝王相稱的坦盪胸懷，他治民修身同樣嚴謹，受到本國人民及鄰國人民的崇敬。從其宏偉的業績來看，他不僅威名顯赫，而且是位實力雄厚、德高望重的帝王。在邊陲之地能見到如此英主，確實令人驚訝。簡言之，這位皇帝具有作為英明君主的雄才大略。如果說，他治理國家的才能還不如陛下，那麼，恐怕也可以說，他是自古以來，統治天下的帝王當中最為聖明的君主。法國耶穌會士對此甚為吃驚。」

「他天賦極高、博文強記、智力過人、明察秋毫。他有處理複雜紛繁事務的剛勁毅力，他有制訂、指揮、實現宏偉規劃的堅強意志。他的嗜好和興趣高雅不俗，都很適於帝王的身份。他為人公正，伸張正義，倡導德行，愛護臣民。他具有服從真理的性格以及絕對抑制情欲的克己之心。諸如此類高貴品德，不勝枚舉。此外，在日理萬機的君王中，能如此愛好藝術並勤奮學習各門科學的也不能不令人驚訝。」

「康熙皇帝在政治上公正無私，按國法行事；在用人上任人唯賢，並把這些視為施政中嚴守的信條。因此，從未發生過因徇私情或出於個人利益而反對康熙皇帝的事件。康熙皇帝重視並嚴格選拔優秀官吏，監督他們的行動，這表明皇上平素對於臣民的仁愛之心。此外，當某省發生嚴重災荒時，從他內心中表現出來的異常憂慮之情，充份說明他作為一國之主和國父的強烈責任感。」

「康熙皇帝為了了解國民的生活和官吏們的施政狀況，時常巡幸各省。視察時，皇上允許卑賤的工匠和農夫接近自己，並以非常親切慈祥的態度對待他們。皇上溫和的問詢，使對方甚為感動。康熙皇帝經常向百姓提出各種問題，而且一定要問到他們對當地政府官吏是否滿意這類問題。如果百姓傾訴對某個官員不滿，他就會失去官職，但是某個官員受到百姓的讚揚，卻不一定僅僅因此而得到提升。」

「然而康熙皇帝卻過著樸素的生活，就其衣著來說，令人絲毫沒有奢侈浪費的感覺，這並非由於他愛財和吝嗇。他雖然自己力求節儉，但對用於國家的經費卻特別慷慨。只要是有利於國家、造福於人民的事業，即使支出數百萬兩的鉅款，他也從不吝惜。這就是其中的一個例證。為了修繕官署，以及為了改善人民生活、促進商業發展，而治理河流、運河，建設橋樑、修造船隻及其他類似的事業，他經常撥出鉅款。由此不難看出，康熙皇帝的樸素生活，完全是由於他懂得節約的意義，也是由於他希望做一個為臣民所愛戴的君主和國父，所以努力為國家的實際需要積累財富。」

白晉在《康熙帝傳》對他與康熙大帝的密切接觸進行了回顧。他說，「皇上親自向我們垂詢有關西洋科學、西歐各國的風俗和傳聞以及其他各種問題。我們最願意對皇上談起關於路易大王宏偉業績的話題；同樣，可以說康熙皇帝最喜歡聽的也是這個話題。這樣一來，皇上竟讓我們坐在置放御座的壇上，而且一定要坐在御座的兩旁。如此殊遇除皇子外從未賜予過任何人。」

受康熙指派回到法國，白晉帶來康熙皇帝送給法國國王路易十四世的禮品，其中有四十九冊漢文書籍。當時，在法國只有馬紮蘭文庫二十三冊漢文書籍。不難想像，此精裝漢文書籍使路易十四世歡喜而又驚奇。

白晉在《康熙帝傳》中說，「肯定地說，這位皇帝是自古以來君臨天下的最完美的英明君主之一，從許多方面來看，他都與陛下極其相似。」

外篇 雍正繼位之謎

雍正從登位那天開始，到現在已經三百年，三百年始終沒有解決這個問題，也就說始終存在著雍正繼位之謎。雍正疑案可以分為三部分，一前奏，二疑案，三餘波。先說前奏，就是雍正繼位疑案的前奏，這得要從頭說起。

康熙一共有35個兒子，有的早死了，沒起名就死了，排順序的是24位，到康熙47年，第一次廢太子的時候，20歲以上的皇子有12位。所以康熙他遺位的爭奪主要在這12個皇子中間進行爭奪。我把他這12個皇子爭奪皇位，給他分做了三個集團，第一是皇太子集團，簡稱太子黨。第二皇八子集團，簡稱八阿哥黨。第三皇四子集團，簡稱四阿哥黨。

先說太子黨，太子允礽，實際上是康熙的第六個兒子，但是排序的時候，排老二。他是康熙13年出生，他的媽媽康熙很寵愛，但是，他媽媽在生他的時候，難產死了，康熙非常難過。母以子死，子以母貴，康熙對這個孩子格外關愛，特別對他進行教育。康熙14年，允礽兩歲的時候，就康熙正式冊立他為皇太子。

再舉一個例子，就是康熙17年，正是三藩之亂，形勢非常嚴重的時候，皇太子得了天花，康熙對他百般地護理關照，連續12天，康熙沒有批答奏章。康熙在親征葛爾丹的時候，讓皇太子留守京師，康熙重大的軍政要務，讓皇太子分理，這樣對他培養和教育，皇太子有很深的背景，他母親的父親噶布喇是領侍衛內大臣。他母親的叔叔索額圖是大學士，當朝宰相，領侍衛內大臣，著名的《中俄尼布楚條約》，前去參加談判的團長就是索額圖。皇后的爺爺索尼是康熙出任時候的輔政大臣。康熙正式把允礽立為皇太子，皇太子的外祖父家有這麼深厚的朝廷的背景，於是在皇太子周圍就形成了一股政治勢力，就是太子黨。康熙執位時間比較長，到廢太子的時候，皇太子已經等待了33年。皇太子周圍的人，包括皇太子，急於搶班奪權，被康熙察覺，康熙非常生氣。他說：“朕不卜今日被鳩，明日遇害，晝夜戒慎不寧”。康熙在盛怒之下，下令把大學士索額圖處死，意思是想削弱太子黨，讓太子吸取必要的教訓。但是，太子非但沒有吸取教訓，反而，更加激烈地進行活動，到了康熙47年，康熙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在木蘭圍場的布爾哈蘇臺行宮，召集諸大臣和諸皇子一起，康熙鄭重宣佈廢黜皇太子。康熙說了一些話，非常令人痛心，他說皇太子是四句話十七個字，康熙說這個太子：“不法祖德，不遵朕訓，惟肆惡虐眾，暴戾淫亂”。很嚴重，康熙在當眾宣佈他這個諭旨的時候，史書記載說他“且諭且泣”，一邊宣諭，一邊哭，宣諭完了之後，康熙撲倒在地，別人把他攙扶起來。由於他心情十分之難過，連續七天七夜不思寢食，不吃不睡。由於過於傷心，康熙得了中風，右手不能寫字，用左手批答奏章。

康熙以為廢黜了皇太子之後，諸皇子之間的矛盾可以緩和，但是恰恰相反，諸皇子爭奪儲位的鬥爭，反而愈加嚴重。在這個時候以皇八子為核心的八阿哥黨積極鑽研，精心謀劃，想取得皇太子的地位。八阿哥黨主要有大阿哥，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十四阿哥等等，還有一些朝臣支持。八阿哥允有才有德，聰明能幹，聯繫廣泛，深得眾心，康熙也曾經考慮過是不是立八阿哥做皇太子，有一次康熙想徵詢大臣們的意思，這朝廷大臣也察覺到康熙對皇八子印象比較好，大學士馬齊等人分別寫了一個意見，到了康熙那兒，就是希望立皇八子做太子。這一下幫了允的倒忙，康熙一看廢除了一個太子黨，這不又形成了一個皇八子黨。這個時候，大阿哥，也出來了，大阿哥的母親惠妃，曾經養育過八阿哥允，他們倆有一個特殊的關係。大阿哥參與了八阿哥黨，一天大阿哥就和康熙說，說要是立八阿哥做皇太子的話，我盡心地來輔助。康熙一聽這話就火了，你這不是要成立八阿哥黨嘛，訓斥大阿哥，要把他囚禁起來。八阿哥就求饒，康熙要把八阿哥鎖禁起來。這時候是十四阿哥，就跪著求康熙，求他的父皇息怒，不要這樣。康熙就更火了，拔出佩刀就要殺了允，要殺皇八子。這時候五阿哥，抱著康熙的腿，苦苦地哀求，皇父息怒，其他的眾阿哥一片跪在地下哀求，康熙才把佩刀收起來，命令把八阿哥拉出去，鞭撻允，然後把他鎖禁起來。這個康熙一看太子黨廢除了之後，又出了個八阿哥黨，還是要立太子，立誰呢？還是立允礽吧。接著就把允礽又復立為皇太子，結果鬥爭也還是很激烈，康熙一看不行，到康熙51年，第二次又把皇太子允礽又廢了，所以康熙這個皇太子是兩立兩廢，後來康熙就說，這樣下去是不行的，在康熙盛怒之下，把朝臣裏面的大臣，一位尚書，把支持黨爭的，用五個釘子釘上，活活釘死。另外一個大臣已經死了，康熙生氣把他的屍體挖出來，把屍體給剁了，然後焚燒，可見康熙對皇子之間爭奪儲位的鬥爭是深痛惡絕。

皇太子黨，皇八子黨鬥爭的結果，兩敗俱傷，這就引入出皇四子黨。

皇四子黨的核心就是胤，雍親王，就是後來的雍正。雍正沒有參加太子黨，也沒有參加八阿哥黨，他的弟弟十四阿哥參加了皇八字黨，他對他弟弟既不支持，也不干預，他對皇八子黨既不依附也不反對。雍親王韜晦自己，不露聲色，把自己想謀取儲位的內心的想法掩蓋起來。雍親王有一個幕友叫戴鐸，給雍正出了個主意，他這樣說：做英明的父親的兒子難，“過露其長，恐其見疑”。懷疑，“不露其長，恐其見棄”，放棄。就是露長也不是，不露長也不是。那怎麼辦呢？雍親王根據他自己的理念，根據兄弟之間爭奪皇位鬥爭的教訓，根據他幕僚們對他參謀的意見，他總結了四條。

第一，叫誠孝皇父。將來雍正是不是繼承皇位，他可以不可以做皇太子，關鍵是他父親，得討好他父親，怎麼討好父親？兩個字，誠、孝。對父親要忠誠，要孝順。果然，這一招很靈，因為雍親王一直實行誠孝皇父這個策略，深得他父親的喜歡。

第二，友愛兄弟。雍親王的兄弟很多，得罪了哪一個，兄弟到他父皇那兒給他奏一本，他也吃不消。他的原則就是友愛兄弟，討好各個兄弟。

第三，勤慎敬業。父親教給他很多事情要辦，第一，要勤，認真來做。第二，要慎，謹慎來做。別做壞了，珍惜每一件事情，都做成功，做好，讓他父親滿意。

第四，戒急用忍。雍正這個人，喜怒無常，脾氣暴躁，康熙多次批評他，雍正，就想法來陶冶自己的性格，約束自己的這個脾氣。所以他把他父親教導他的話作為自己的座右銘，約束自己。所以對雍正對他父皇講誠孝，對兄弟講友愛，對工作講勤慎，對自己要戒急用忍。他的真實意圖是不聲不響一步一步地奪取皇位。

到了康熙晚年，儲位未定，康熙預感到，他身後他的兒子之間要有一場廝殺。康熙自己說：他說朕，我考終之後，將來我百年之後，置於乾清宮，就是把我放在乾清宮那兒，停屍在乾清宮那兒，“爾等束甲相爭耳”。這裏面說了一個歷史典故，就是當年春秋五霸之一的齊桓公，齊桓公死了之後，他五個兒子爭位置。齊桓公停了屍，還沒有入殮，五個兒子就爭了，有的兒子在屍體旁邊哭泣，有的兒子就拿著箭射他的兄弟，他兄弟一看有箭射來就躲了，躲在屍體的下面，那個箭就射到齊桓公的屍體上，亂箭射到齊桓公的屍體上。有身體旁邊的爭鬥，一直打到停屍旁的外邊，把鎖起來，齊桓公死了之後67天沒有發喪也沒有入殮，屍體腐爛了，蛆從窗戶裏面爬出來。康熙引了典故，就是齊桓公的典故，說將來他屍體停在乾清宮，爾等束甲相爭，這個時候康熙的內心是很悲苦的，作為一名英明的君主，偉大的君主，沒有處理好他的接班人問題，晚年發生了一個歷史悲劇。康熙61年，11月13日，康熙就故去了，雍正繼位的前奏也就結束了，開始了雍正繼位的疑案。

雍正繼位的疑案，從那繼位那天開始，到現在282年沒有停，概括一下，共有三種不同的說法。

第一，遺詔繼位說。就是遵照康熙遺詔雍正繼位，這就是合法繼位。主張這一說法的有三個理由。第一個理由就是雍正表現比較好，深得康熙的信賴，怎麼證明呢？就是康熙61年病重的時候，派雍正代他到天壇祭天。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就是祭祀。康熙把這麼大的事情派雍正親自代他去祭天，意思將來可能讓他繼位。第二個理由，就是康熙臨死這一天，康熙61年，11月13日，早上寅時，大約四點鐘左右，康熙把他七個兒子和尚書隆科多，召到暢春園御榻前面，康熙向他們宣佈了諭旨說：“皇四子胤，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登極，即皇帝位”。康熙口諭，很明確。第三個理由就是康熙遺詔，康熙死了留了一個遺詔，遺詔很長，最後關鍵的話和剛才說得一樣。根據這三點理由，所以一些學者認為，雍正是根據康熙的遺詔繼位是合法的，那就不存在疑案了。另外一些學者不同意。

第二，改詔篡位說。就是說，雍正篡改康熙遺詔，篡奪皇位。那就不合法了，這種意見也有理由，第一個理由康熙讓雍親王代他天壇祭天，不能證明把皇位讓他繼承啊，那你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戎”就是軍事了，那他派他皇十四子做撫遠大將軍，按照這個邏輯那也是讓繼承皇位，所以這個理由不成立。第二，剛才說康熙臨終前那個口諭，宣讀口諭的時候，雍正沒在場，因為雍正在天壇齋戒所要祭天，所以雍正沒在場，但是就在這一天，雍親王三次奉召到暢春園去見他父親，上午八點鐘左右，第一次見到他父親。《清聖祖實錄》有記載，康熙對雍親王說，“朕病勢日臻”，就是說我的病的情況逐漸見好，那這說明康熙這時候還不糊塗，還能說話，但是為什麼沒有告訴雍正說，你將來繼我的位呀？有人說康熙保密，他跟七個兒子和尚書隆科多說了，怎麼會跟繼承人保密？不可能的。所以這些學者就說，康熙的這個諭旨是偽造的。

第三，就是剛才說那個康熙遺詔，在康熙54年的時候，康熙頒布一個詔書，很長。最後康熙說“此諭已備十年，若有遺詔，無非此言”。現在看到的這個康熙的遺詔，基本上是這個諭旨的文字。也有不同的意見。就是最後加了一句話，就是我們剛才說那句話：“皇四子胤，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登極，即皇帝位”。這些學者就提出來，你這個康熙遺詔應該是康熙死之前就做了，他要同意，可是康熙死的時候沒有宣佈。康熙13號故去了，16號才拿出來，那這中間你雍正做了手腳。所以這些學者認為康熙的這個遺詔，漏洞百出。懷疑前頭那些文字是康熙的，後頭關鍵這句話是雍正加上去的。

第四，雍正知道他繼承皇位，不是因為他看到詔書，不是因為他看到遺詔，也不是因為他親耳聽到他父親的口諭，他自己說，是舅舅隆科多口傳給他的。在帝制時代，誰繼承皇位是第一等大事，這麼大的事情，隆科多沒有當著諸大臣的面，也沒有當著諸皇子的面，宣佈康熙的遺詔，單獨跟雍正一個人說，沒有旁證。

第五，康熙死了之後。北京城九門戒嚴，親王和皇子沒有雍正的諭旨，任何人不許進入皇宮。就是康熙的兒子，到皇宮裏吊唁他父親的資格都受到了限制。所以這些學者說雍正這樣做，說明他有鬼。

第六，皇十四子撫遠大將軍在西北，得到他父親故去之後，急忙到北京奔喪，快到北京的時候，就向胤奏報，說我先賀新君登極，還是先吊唁皇父？在理呀，雍正怎麼答覆的呢？讓他不能進城，讓他到河北遵化景陵去守著，後來就把他的胞弟皇十四子從東陵弄到景山的壽皇殿囚禁起來。你要正大光明的繼承皇位，用不著這樣子，他父親正式有遺詔，哪個兄弟可抗拒？不可能。

第七，雍正死了之後，他不埋在東陵，他埋在西陵。有人說，為什麼雍正他不敢埋在清東陵呢？就是怕死了之後，他的靈魂不敢見他的祖父順治和他的父親康熙。第八，他繼承皇位之後，對他的兄和弟進行了處理。從側面說明他可能得位不正。第九，他繼位之後，把幫助他繼位出力最大的兩個人，年羹堯和隆科多，都給殺了，殺人滅口，說明他得位不正。當然還有一些其他的理由，總之，改詔篡位說，就認為雍正篡改了康熙遺詔，篡奪了皇位。

現在我們考慮一下，雍正遺詔繼位說是有引起人們懷疑的地方，你說雍正改詔篡位，這個詔怎麼改的呀？也沒有著著實實的堅強有力的證據來證明這一點。所以兩種觀點相持不下，相持了三百年。

在這裏面我附帶交代幾個問題，第一個問題關於雍正奪嫡說，大家知道，清朝皇位繼承沒有採取嫡長制，康熙晚年，特別是他故去之前，也沒有立嫡，沒有立嫡長子做皇太子，既然清朝沒有嫡長制，康熙晚年也沒有立嫡，皇太子，那麼雍正何嫡之可奪呀？所以雍正奪嫡說就不成立了。

第二，雍正篡位說。雍正篡位說，篡位必然有一個人，他是太子，或者他繼承皇位，雍正把它奪過來，算篡位。那麼雍正篡位篡誰的位呀？現在找不出材料的，說康熙立了誰做太子，死之前，立了誰做太子，立了誰？說誰繼承皇位，雍正之外的誰繼承皇位，到現在為止沒有材料，所以說雍正篡位說也還值得研究，他篡誰的位？有人就說了，篡皇十四子的位，康熙晚年他遺詔就是傳位十四子，雍正把“十”字改成“於”字了，這等於篡了他弟弟的位。大家看這樣的，傳位十四，那就把它改了，十字上頭加一橫，底下加一勾，就“傳位於四子”，傳位雍正了。好多的書，好多的故事，野史都這麼說。這個事情經不住推敲，為什麼說經不住推敲呢？第一點，當時這個“於”字寫繁體字，我們今天寫簡體字，繁體字與是這麼寫的，那這個“十”字改成“於”字就不大容易了，這是一。第二，清朝當時的行文的習慣，它稱做皇十四子，皇四子，前頭有個皇字，如果改的話，那就變成“傳位於皇於四子”，就不通了，還有第三，當時傳位的詔書是滿漢兩種，滿文和漢文兩種，漢文你說把“十”字改成“於”字也還有一點意思，那你把滿文改了就沒法改了。根據這三點理由呢，就說康熙傳位十四子，改為傳位於四子不成立。這是一點說明。還有一點說明，就是《玉牒》改名的說法，就說原來《玉牒》，雍正叫胤，他的同胞的弟弟叫皇十四子，叫胤，上面那個是雍正的名字，一個“礻”一個真正的“真”，下面是他十四弟胤，這個字念“”，也念“”。這兩個字字形相似，讀音也相似，所以一種意見就說康熙傳位的時候，是傳給胤的，他們倆差不多，康熙就傳位給他了，這時候胤皇十四子不在北京，撫遠大將軍在外呀，雍正就做了皇帝了，那這兩個字差不多，雍正就讓他的弟弟改名字，這個事情我們不深究，但是這個事情也不能證明是雍正篡了他弟弟的位置，不能證明這一點。

所以近三百年來，幾種意見交錯，互不相讓，誰也不服。不能一定於一尊，還有第三種意見，就是無詔奪位說，第一是遺詔繼位說。第二是改詔篡位說，第三無詔奪位說就是那一種意見說是有康熙的詔書，那一種意見說康熙那個遺詔是篡改的，是假的，是偽造的。說真的，第一歷史檔案館有，有遺詔的檔案，但是疑點百出，很多漏洞。你說篡改了，似乎也拿不出非常有利的令人信服的證據。所以就產生了第三種意見，就是無詔奪位說。就是康熙死之前，很難說，明確有遺詔，沒有明確，那麼這個皇位誰繼承呢？也沒有明確，那兄弟之間爭奪，當時主要是十二個兒子，從老大到老十四，中間故去了兩個，還有十二個人，十二個皇子之間在爭奪皇位，強勝弱敗，優勝劣汰。雍親王在他兄弟35個之間，經過長期的鬥爭，最後奪取了皇位。怎麼算合法？怎麼算不合法？都是他們兄弟之間的事，誰做了皇帝，對他兄弟這個集團可能有利，另外一個集團可能不利，但是，對於整個滿族來說，對於中華民族來說，對於歷史發展來說，主要看誰做了皇帝之後，對於中國歷史的發展做出貢獻。這是評判歷史人物的主要的標準。但是三百年以來，這個問題可以說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做出一個大家一致認可的結論。所以雍正問題到現在還是一個歷史的疑案，但是，雍正繼位的疑案並沒有因為他繼位，這個問題就結束了，所以雍正繼位之後，雍正繼位的疑案還繼續有餘波。